唤醒：文学家业与典雅文脉
“金陵豪客千杯酒，玉叶名家万卷书。通博宽仁追父祖，凌云健笔换鱼车。”莫言以诗题赠，一首七言绝句高度概括了他眼中的叶兆言。如果单论年龄，生于1957年的叶兆言比莫言小两岁，但莫言笑称对方比自己“年长二十岁”，是一位宽厚“长者”，“因为他金光闪闪的家世，他非常渊博的学问，以及他几十年来创作的一系列灿烂的作品，还因为叶兆言的忠厚、宽仁、淳朴、勤奋在作家群体中一直有口皆碑。”
从左往右：叶圣陶、叶至诚、叶兆言
1957年1月，叶兆言出生于江苏南京，祖父是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、文学家叶圣陶，父亲是叶圣陶次子叶至诚，伯父叶至善，姑母叶至美，母亲姚澄是江苏著名的锡剧演员，人称“锡剧皇后”。出身于江南根脉深厚的书香门第，承传着人文传统浓郁的家学士风，是叶兆言独特的精神背景。家业，是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。陈晓明认为，叶兆言作品中的温和与散淡，与其家业不无关系。由于特定的历史成因，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存在主题、风格、叙事等方面的割裂，新的历史起源断裂了现代时期的文学脉络，“但兆言没有，他始终保持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，保持着和现代文学息息相通的创作。”陈晓明说，叶兆言早期的先锋文学作品《枣树的故事》等，率先确立了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的典范，但他很快出乎其外，转向了《状元镜》《半边营》《十字铺》《追月楼》等“夜泊秦淮”系列的写作，“当我们还沉醉在现代主义氛围的时候，他最早地勾连起文化记忆，尝试把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贯通起来。”陈晓明认为，强调叶兆言的文学家业，是一种文学研究上的正视，叶兆言在新时期将现代文学的记忆唤醒，其秉持的文化精神、写作态度、价值理念都值得今天的学人重新探讨。“在叶兆言身上，我们看到中国作家个人所具有的重要性，他能以个人之力牵起一种历史、一种我们需要顶住的闸门。”
《枣树的故事》发表于《收获》1988年第2期，《作品》杂志2018年第10期“手稿”栏目刊载了小说手稿
李洱最早知道叶兆言，是源自学者李劼的推荐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李劼告诉李洱，有一个作家根本不看时下风靡的小说，他喜欢看鸳鸯蝴蝶派、喜欢看钱锺书。很快，李洱读到了这位阅读趣味与当时流行迥异的同行的作品，“《枣树的故事》出版后，我非常激动，是和马克思的《路易•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一起看的。我觉得《枣树的故事》里有非常复杂的结构，就尝试用列维-斯特劳斯的方法来对其解构，但最后发现这种方法可以用来解构《路易•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却无法解构《枣树的故事》。”为什么叶兆言的小说讲究章法又溢出一般的章法？李洱慢慢发现，可能因为叶兆言身上浸染的文人气，因此他的小说不能单纯以现代主义的视角去看，他的作品中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文章的因素，“所以我后来每当看到一些题目，关于最后一个士大夫、最后一个文人等等，就会想到叶兆言，在汪曾祺之后写小说的人当中，我感觉文人气最重、小说最接近文章的就是叶兆言。”
1986年2月，叶兆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死水》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一般来说，饱读诗书与成为作家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，前者只是后者成立的前提。谈到新时期饱读诗书且创作成果丰厚的作家，叶兆言却是无可置疑的一位。王彬彬认为，阅读修养或许无法决定一个作家创作的好坏，但一定能影响其创作的品质与特色。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无法简单比较优劣高下，但从整体来说，现代文学的典雅性远超当代文学，“即便是鲁迅，他的刚烈、锋利和典雅也混融统一，他的骂詈中具备典雅气质。”叶兆言作品里最大的独特性，就在于这份当代写作里罕有的典雅。接续于现代文学传统的不仅有典雅特质，还有一种整体性的文学观念。王彬彬观察到，近来有不同学者探讨“鲁迅为什么没有多写小说”，这种论证背后的逻辑是“作家一定要多写小说”，但如果鲁迅还在，他很可能反问：为什么一定要多写小说？是否专注于某一类文体，成为一个固定的小说家、散文家、诗人或剧作家，这在新文学早期不成为问题，在现代作家的文学观念中，个人创作选择体裁，而绝非受其限制。除却大量小说外，叶兆言的散文、文化随笔、创作谈，甚至包括访谈与对谈录，都是其文学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他的虚构性文本与非虚构文本相互补益，呈现出宽阔的文学风貌。
南京：文化地理与历史记忆
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城市书写中，老舍的北平，张爱玲的上海，贾平凹的西安，迟子建的哈尔滨，艾伟的永城（宁波），是笔底波澜的背景，也是小说潜在的主人翁。几乎每一位作家都难以仄身超拔于故乡之外。故土的呼吸、气韵和腔调深深暗合创作的笔触。南京，旧称金陵，一座拥有千年生命的古都，拥有层层叠叠的前世今生。在叶兆言的人生中，除了十七岁北上与祖父和堂兄三午共度难忘一年外，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未长时间离开南京，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也都以南京为中心。从《五异人传》到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，从《马文的战争》到《玫瑰的岁月》，叶兆言一直在书写他的金陵城。
《刻骨铭心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）
《南京传》（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）
“他是书写金陵最有代表性的作家。”王春林认为，叶兆言围绕金陵的创作展现着名士风度，“他的作品充满了‘旧’的意味。有旧味儿，但并不是陈旧的旧，这个‘旧’是以旧为新，因为骨子里他是一个带有民国文人气质的作家，而这种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气质、文化气质的作家，在中国当代并不多见。”读叶兆言的系列作品，王春林总会联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王春林说，用这两句诗来概括叶兆言的创作，大概能传达出他想要表达的有关历史、人性、生命的苍茫感。
兴致勃勃地翻看完《南京传》，西川想，如果放在古代，叶兆言大概是一个修史官。但与司马迁创作《史记》一样，叶兆言的历史书写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记述，他背负着一份“大记忆”，同时又有自己的价值观，与观察对象之间的疏离感为叶兆言温和的表达增添了几多现代意味，一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由此诞生。单单有温良恭俭让是不够的，还需发现温良恭俭让中的反讽，发现古早纸墨中的精神飞地。也正如欧阳江河所说，只有懂得反讽的作家，才具备当代性。
